美国人在驶入资本主义快车道之前，就认识到了能源对于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他们把煤炭视为成就其“建国大业”的法宝，声称“谁能正确运用这件宝贝，谁就能稳稳当当地享有对世界的控制权。”尽管在此时，东方的日本尚未加入列强俱乐部，甚至还被遮盖在大清帝国的阴影之下，但却已经凭借毫不介怀的“拿来主义”，开始逐步接受国际政治角斗场上的这一游戏规则。
明治维新之后长达三十年的厉兵秣马，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溃大清，由“蕞尔小国”一跃而成为东亚霸主。来自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和战利品，大大加快了日本工业化步伐。不过明治天皇没有因此而一展欢颜，因为在它的北方，同样对满洲垂涎已久的俄罗斯不愿意看到日本在中国取得战略优势。沙皇联络德、法两国，将日本赶出了刚刚占据的辽东半岛。日本虽然并未吃亏，而是从软弱的清廷那里得到了数千万两的白银补偿，但“公众的狂热情绪被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预的欧洲列强所引导。当后来俄罗斯逼迫清廷割让辽东半岛给他们时，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在中国与莫斯科大战一场。”
对于岛国日本而言，要作战就必须具备足够的战舰，和驱动战舰的动力。日本虽然不乏煤炭，但从北海道至九州，所产煤炭只能用作日常生活燃料，专用于海军战舰的无烟煤甚是少见。至于与战备相关的冶金和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强粘结性煤炭，更是难觅其踪。无论是基于对俄作战的需要，还是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日本都必须找到足够而且稳定的能源基地。
就近从台湾和中国大陆获得煤炭资源，成为新生的大日本帝国演练对华经济战的开端。对于日本而言，刚刚攻占的朝鲜和台湾只是“殖产兴业”的对象，而非必须用心呵护的国土，当然也用不着温良恭俭让。1896年，中日《马关条约》的墨迹未干，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就颁布了《台湾矿业规则》，鼓励日本国民筹资开采台湾煤炭。与官方关系深厚的日商藤田组，藉助关系网络接管了几乎所有的矿山，连号称“炭王金霸”的基隆颜家的煤矿也未能幸免。颜家的当家人颜云年为了家族利益，对日本人表示恭顺，并通过政商“合作”的方式，承租了原本就属于自家的煤矿。凭借日本官方的强大支持，颜家与后来介入的三井物产一起垄断了台湾煤业。不过，四脚亭和金包里一带的煤矿不在商业开采之列——那里是台湾煤质最优良的矿区，只能作为“海军预备煤田”帮助天皇实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帝国梦想，任何商家都无缘置喙。
较之于台湾，中国东北的煤田更受日本人看重。它不仅关系到“欲征服中国，必征服满蒙”的既定国策能否实现，而且也牵涉到日俄两国在东北亚的势力消长。1900年，沙俄利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机出兵东北之后，插手当地煤业，为驻扎在海参崴的海军和沿岸的运兵铁路谋求稳定的动力来源。日本明治政府如果置若罔闻，不但无法实现其东亚霸业，或许还会将既得利益断送在中国东北的茫茫雪原上。
以抚顺为中心的煤田因距离皇太极等清朝先帝的陵墓太近，一直被清廷禁止采挖。1901年，被八国联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清廷不得不自毁“体面”，允许民间开采当地煤炭，以便收取矿税，改善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绅商王承尧和翁寿以各自“报效”一万两并奉送“干股”的代价，先后从盛京将军增祺那里得到了开掘抚顺煤矿的权利。不过，无论是王承尧与翁寿发生矿界纠纷，还是面临外企逼迫，官场的朋友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一方提供援助。
清朝官方喜欢矿商的“报效”，却不知如何保护矿业经营。1901年，沙俄军队乘着庚子国变之机出兵东北。为求自保，王承尧不得不由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吴介臣中介，引进俄资6万两，使其成为掌控公司的大股东。翁寿的煤矿也作价5万卢布“出售”给了沙皇侍卫武官私人所有的远东森林公司。日俄战争爆发后，抚顺煤矿随即成为俄国军队和铁路的主要动力来源。
抚顺煤商与俄国资本的关系，很早就被日本间谍摆在了决策者的案头。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日军就以罚没俄国资产为由，将抚顺煤田改为抚顺采煤所，实行军管。日军大本营成立野战铁道提理部和采煤班，开采的煤炭全部归军需之用。1907年，日本委派前台湾总督后藤新平组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专事经营东北矿业和铁路。抚顺煤矿改称“抚顺炭坑”，纳入“满铁”名下，但未获中方承认。
尽管矿主王承尧从一开始就向清廷申诉，要求发还华商资本，但由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病逝，政局不稳，被南方革命党弄得心烦意乱的清廷根本无力关注东北问题。以逸待劳的日本人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局势。在获知袁世凯被迫“赋闲”、摄政王载沣无力稳定政局之后，即乘机提出安奉铁路与抚顺煤矿问题，要求清廷承认有开采抚顺和烟台煤矿之权，矿产税税率按中国煤税最轻之地征收。辛亥革命前夕，日方支付给王承尧库平银20.5万两的“抚恤”金，抚顺煤田正式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能源基地。正像美国学者特林•西格雷夫所说的，在整个事件中，“日本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极其认真;而中国，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左右手来穿针引线。”
日本在矿山勘探和开采领域的技术优势，和无孔不入的间谍网络，使其比中国更为了解抚顺煤田的蕴藏量和战略价值。1907年，在中国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日方即委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和总督府财政局兼总务局长中村是公，分别充当“满铁”正副总裁，由前枥木县长、前秋田县长、前运输省铁路工程师以及日本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三井物产的代表组成理事会，矿长则由日本第一代工学博士松田武一郎充当。不仅如此，“满铁”资金也主要来自日本政府和在外国发行的公司债。其受重视程度和官方色彩均堪称日本海外产业之最。
除了着眼于开发东北煤矿之外，“满铁”还从国内招募大量人员，在进行汉语和中国习俗培训之后派往中国各地进行秘密矿业调查。其调查报告与日本情报机构末次研究所的中国剪报汇编一样，都是日军参谋本部在侵华战争期间推行“以战养战”的决策参考。后者收集和整理了各种各样的民国报刊，将其中涉及矿业的消息摘译后，汇编为《中国矿业》，其详尽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任何一家矿业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日本能在资源匮乏状态下侵华八年，与上述矿业情报的搜集活动不无关系。
日本在中国的能源掠夺方式多种多样，并不仅限于武装占领。中国国内的政治动乱和分裂，往往也是其实施能源攻略的最好突破口。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南方革命党主要以日本为活动基地，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黑龙会因此得以接近孙中山，伺机在中国的南北方对抗中谋取利益。
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其目标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该会领袖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和头山满等人均为孙中山好友，也是孙中山与日本产业界和官方的联络者。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被革命军军费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孙中山，在向欧美借款未果后改向日本求助。在宫崎滔天的安排下，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店长藤濑政次郎乘机介入，以借款为条件谋夺汉冶萍公司控制权。“藤濑氏讲，如果汉冶萍能够华日合办，三井方面可以拿出五百万来，……孙中山亦表示同意。”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之后，经营管理和商品流向都被日方控制。大批铁砂和生铁成品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运入日本，成为八幡制铁所熔铸战争机器的原料。
除了东北、湖北等地之外，日本还用日元和刺刀控制了山东和山西等省的诸多煤矿。在1926—1942年的短短16年间，日本资本在中国煤矿投资总额的比例，就从56.7%蹿升至88.3%。作为战略经济资源，煤炭无疑是对外战争和国际经济竞争之胜败的关键。日本在中国能源领域的巧取豪夺，以及由此给中国造成的战略折损，构成了甲午以来60年中日对抗史的基本格局。